2013-04-14 09:57:03 人气：
卫生局经过对邬延分无证行医致李娜死亡案立案调查，认为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将案卷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是无法确定李娜之死与邬延分非法行医有因果关系，需要一份司法鉴定来确认，但卫生系统只能做医疗事故鉴定，而邬延分无证行医，已经超越了医疗事故的范畴，司法鉴定恰恰需要公安机关委托。
“来医院就诊时，医生打了包票，说7天治好我女儿的抑郁症，没想到却送了命。”
63岁的吕魁安是李娜的继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很疼爱这个女儿，视同己出，“随她妈到我家时仅有14岁，是我把她养大的”。吕魁安说。
谈到给女儿治病，吕魁安眼圈发红，他感到十分后悔，不该图方便就近去了一家“黑医院”。
此事发生在河北省武安市，2012年9月12日，27岁的李娜因不思饮食、睡眠质量差到武安市仁慈医院精神病科就诊，用药第4天出现走路不稳症状，第6天便开始四肢抽搐、神志不清，此后再没有醒来，3个多月间，辗转邯郸及河南、北京等大医院，虽经全力抢救，终未能挽回李娜的生命。
李娜的公爹杜凯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邯郸矿务局总医院抢救时，医生就明确告知是用药过量所致，他便对仁慈医院那个所谓的“精神病科主任”邬延分产生怀疑，经查邬延分竟然没有医师执业资格证，而仁慈医院也未核准登记“精神病科诊疗科目”。
“我的孙女只有两岁，便永远失去了母亲，非法行医害死人呀！今天是李娜，明天可能是其他患者，但我们告状三四个月了，却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法，仁慈医院的精神病科照常开堂坐诊。”杜凯强愤怒而又无奈地说。
用药过量致人死亡
李娜生前在武安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上班，据其亲属介绍，她的上进心很强，除了工作、带孩子，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参加司法考试和拍卖师资格的考试。
“2012年，李娜的全国司法考试差点就通过了。”吕魁安对记者说，由于精神压力大，过于忙碌，一向身体素质较好的李娜在2012年6月出现失眠、厌食等不良状况，曾到40多公里外的峰峰矿区医院看过，拿了点药，吃过就好了。
3个月后，李娜的病情出现反复，恰巧看到武安仁慈医院在外单设了精神病科，便到那里就诊。
“医生邬延分诊断为情感性精神障碍—抑郁状态，他看过李娜在峰峰医院的处方，说这种治法早就过时了，我的治疗方法是高速公路，保证7天治愈。”
从2012年9月12日起，李娜每天按照仁慈医院精神病科的处方接受治疗，除口服、静脉滴注“舒必利”外，还辅以其他抗精神病类药物。
第3天，李娜出现走路不稳的状况，“像喝醉了酒，邬延分告知是正常的药物反应，继续用药就会好的”，吕魁安说，9月18日，李娜开始抽搐、出汗、神志不清，邬延分这才慌了神，连忙偕同家属把李娜送到邯郸矿务局总医院治疗。
两天后，李娜病情继续加重，便又转到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河南新乡中心医院，医生诊断为“恶性综合征、精神分裂症、呼吸衰竭、肺部感染、电解质紊乱和继发性癫痫”。
在新乡的3个月，李娜躺在重症监护室，始终处于重度昏迷状态，完全依靠呼吸机呼吸。2012年12月24日，不甘心的亲人又把李娜转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附属医院，3天后，李娜不治身亡。
根据相关资料，恶性综合征系指使用抗精神病药物诱发的一种危险并发症。是由抗精神病药引起的黑质纹状体和脊髓多巴胺(DA)受体过度抑制所致的锥体外系和植物神经等全身重笃症状。
吕魁安告诉记者，矿务局总医院精神病科主任王全利给邬延分讲过课，有师生之谊，针对李娜出现的状况，王全利曾当面训斥邬延分，指责其用药过量。
杜凯强交给记者一段与王全利的电话录音，通话中，王全利详细介绍了治疗精神病用药规则：“急不得，抗精神病类药物本身副作用就大，用药原则应从小剂量开始，4周达到治疗量，出现不良反应要马上停止或调整用药，这件事情最要命的是一周时间想达到1个月的治疗水平，起始用药量过大，再就是发生不良反应没有立即停药。”
医院、医生涉嫌非法行医
在李娜与死神抗争的100多天里，治疗费用花去数十万元，竭尽杜、吕两家人的所有积蓄，还借了一些外债。
其间，邬延分曾主动或被动地出了一部分钱，记者看到一张署名邬延分给杜凯强的便条：“李娜的救治费，出于人道我已经出5万元，也无力承担了，我在仁慈医院工作9年，为仁慈医院创造过一定效益，医院是不是应该负一定责任？我原来有证的，工作调动被扣在原来的医院，(仁慈医院)院长让我先干着，以后把证要回来，请杜哥谅解。”
杜凯强表示，5万元是杯水车薪，而仁慈医院态度蛮横、分文不出，为了筹措李娜的救命钱，更为杜绝非法行医再害人，他不断向武安市领导及有关部门投诉、求援。
投诉得到武安市委书记和分管副市长的重视，分别在举报材料上作出批示，责成卫生、公安部门协调、处理。2012年11月8日，武安市卫生局向公安局递交了书面材料，认为仁慈医院精神病科邬延分涉嫌非法行医，请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武安市卫生监督所调查核实，武安仁慈医院于2012年3月在对面租房，开设精神病科，但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未核准登记“精神病科诊疗科目”，邬延分也未能提供“医师执业资格证书”，涉嫌非法行医。
根据有关文件材料，记者看到，对仁慈医院非法行医事件，武安多名市领导作出过批示，而卫生局态度也较为积极，调查、汇报、处罚以及移送公安机关等忙得不亦乐乎，同时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打击非法行医‘亮剑’行动”，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只听雷声轰鸣，不见雨点落下。”吕魁安告诉记者，时至今日，4个多月过去了，公安局没有立案，仁慈医院毫发未损，春节后他还看到邬延分照常开堂坐诊，真不知道仁慈医院的后台有多硬？
无证医生仍在坐堂问诊
2013年2月1日，法治周末记者来到武安仁慈医院。该院位于城西高开区，据其大厅内的广告介绍，“占地12000平方米，拥有200多名医务人员、200张床位，开设20多个诊疗科室”，精神病科从医院单列出来，设在马路对面一幢楼房的3层。
吕魁安说，原来楼顶和门口都有醒目标牌，被他们投诉后就撤掉了，但记者仍能看到一楼大玻璃窗内的“仁慈医院、精神病、咨询”字牌。
记者来到3楼，看到楼层门紧锁，钢筋焊制的铁门，里面挂着棉门帘，给精神病科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听到里边有人说话，记者谎称“抑郁症、拿点药”才敲开了门。
整个楼层大约十多间房，楼道里人影晃动，医办室内一名医生在给人看病，其身后墙壁上挂满锦旗，大都是送给“邬主任”的，经确认，这位医生就是“邬主任”邬延分。
“你骗说看病的，知道是记者就不开门了。”记者待他忙完，亮明了身份，邬延分顿感“上当”。
邬延分坚称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却又拿不出。他告诉记者，精神病科原来设在仁慈医院内，因精神病人的特殊性，怕影响到其他科室，才搬出来单设。
武安市卫生监督所黄建维所长向记者透露，2012年3月发现仁慈医院在马路对面非法设立精神病科，执业医师也没有资格证，便对仁慈医院提出警告，责令其停止精神病科的诊疗活动，没想到6月份复查时，邬延分却收治了10多名病人，遂对仁慈医院行政处罚3000元，勒令不得再收治新的病人，“鉴于有的病人家属已经缴纳半年或一年的托养费，允许其待所有病人出院后再关闭精神病科”。
吕魁安认为，如果当初对仁慈医院非法行医果断取缔，女儿不至于死，卫生管理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卫生局副局长高增虎则表示，之所以未采取强制措施，还基于对受害人李娜的考虑，因为邬延分是外地人，怕关闭精神病科后邬延分走掉，无人赔偿李娜家属的经济损失。
当天下午，武安市卫生局将一则《取缔公告》贴在仁慈医院精神病科一楼的大门上，但记者发现，在《取缔公告》里，仁慈医院精神病科被改称为“邬延分精神病科”。卫生监督所副所长杨龙栓还打电话告诉记者，因为一楼锁门，未能进入三楼见到邬延分，但“我们会经常过去察看，决不允许其再进行诊疗活动”。
非法行医案警方不立案
高增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卫生局经过对邬延分无证行医致李娜死亡案立案调查，认为该违法行为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已将案卷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原因他不清楚。
李娜的家属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为督促公安机关立案，武安市有关领导曾多次召开会议协调，公安局局长助理、法制科科长刘峰最清楚案件的进展情况，但公安局的大门很难进，有时等一天也送不进材料。
2013年2月1日下午3时，记者来到武安市公安局，遭到3名站到在大门口的保安挡驾，“让里边给我们打电话才能进去”。
记者申明要找法制科长刘峰或政治处负责接待记者的人员，不知道电话号码，请保安帮助联系，并递过记者证。
“那不行，都开会呢，没时间见你。”保安连证件看都不看一眼，把脸转个方向，不再理会记者。
稍晚，记者找到刘峰手机号码，但他没有接听，再次、三次地请求保安与公安局相关人员联系，均遭拒绝。天慢慢黑下来，由于当天是周五，春节也将至，记者只好离开武安。
春节刚过，2月22日上午10点，记者再次来到武安市公安局，看到门口跪着一位中年妇女嚎啕大哭，几名保安在拉拽，记者趁机“溜”了进去。
在法制科贺副科长办公室，记者几经周折，终于与刘峰取得联系。
“公安局没有立案，是因为卫生局没有移交案卷材料。”刘峰一句话令记者坠入五里雾中，“我刚才又核实了一下，确实没有移交。”刘峰肯定地答复。
记者反过来向卫生局副局长高增虎求证，“不可能吧？”高副局长怀疑刘峰说话的真实性，但又说自己不是分管领导，卫生监督所所长黄建维应该清楚。
“我们局对邬延分非法行医案很重视，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认为证据非常充分，由我亲自将原始卷送到属地管辖的土山派出所，第二天办案民警让取回案卷，说需要他们副局长签字才能立案，我又找到公安局主管副局长，但他拒绝签字。”
黄建维告诉记者，公安局副局长不签字的理由是无法确定李娜之死与邬延分非法行医有因果关系，需要一份司法鉴定来确认，但卫生系统只能做医疗事故鉴定，而邬延分无证行医，已经超越了医疗事故的范畴，司法鉴定恰恰需要公安机关委托。
“这是公安机关第一次退卷，没过几天，武安市公安局刑警二队队长上门取走案卷，并打收条、履行了相关手续，我认为公安局这是把案子接下来了。”黄建维说，但过了两天，刑警二队又把案卷退回。
“第三次是市领导召开协调会要求公安机关必须立案，公安局参会领导当场表态受理，第二天我把案卷送到公安局，这位领导却拒收，理由仍然是不能确定李娜的死亡与邬延分非法行医的因果关系。”黄建维说，就这样，案子始终没有着落。
黄建维最后表示，就邬延分非法行医案，卫生局领导态度非常积极，“只要公安机关立案，卫生系统一定努力配合，甚至司法鉴定费用都可以由卫生局承担”，但他们也不清楚“司法鉴定”为什么会成为本案难以越过的槛。
4月9日，就在本报发稿前夕，李娜的继父吕魁安打电话告诉记者，就刑事立案涉及到的司法鉴定问题，公安机关和卫生管理部门仍在互相推诿，而无证的仁慈医院精神病科还在照常开门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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